包义森牧师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格蕾丝·贝尔（Grace Bell ）
包义森牧师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奥陵娜
《开门》有多处对包义森的记载，这是其中一段
塞缪尔（山姆）·包义森（Samuel Boyle）牧师，恩迪-匹兹堡东区教区的牧师，自愿前往那华南田地，1934年1月被外国传教董事会约定于秋季起程。鉴于我们总部教会的财政情况，包义森先生提出不拿规定的薪水去，相信志愿者的捐款会满足他的需要，他特别呼吁自己教派的年轻人支持他。到宗教会议时，大约有一千美元已捐到“山姆·包义森基金”，其中部分来自其他教派。这笔钱足够支付旅费和一年的薪水。
1934年9月1日，包义森先生在费城与格蕾丝·贝尔小姐结婚。10日3日他们一起乘船从加利福尼亚的圣佩德罗启程，于10月28日抵达香港。他们在广州学习语言一年。
在他们的第一个圣诞节假期，包义森到德庆和罗定停留了几天。他们参观了所有主日学、祈祷会和讲道的礼拜仪式，访问过不同的市民。和斯图尔特小姐一同察看这传教团在德庆的物业，包义森先生评议说：
在这里令我们痛心地看到，一所很好的两层的医院除了一个房间被吴小姐（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和助产士）用作实验室之外都空置着；两幢很好的两层双联式房屋受到时间和白蚁的侵蚀就要毁掉；一所大校舍只被供基督徒子女就读的小学校占用；而妇女学校（注：爱廉妇女学道馆）根本没有被使用。
1935年秋，包义森先生和太太在广州语言学习一年后，去了德庆，计划在那里作进一步的语言学习。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包义森先生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在这教堂里，我们组织了许多庆祝活动。我被安排去做粉笔演讲因此好希望肯普夫先生来做翻译。真想不到，那位传道者走来告诉我说肯先生病了。我不得不自己记住所有中文的粉笔演讲。我无法讲很多。
这业务会议又长又闷。这区会选一位传道者花了好长时间。他们选我为这区会主席。我正在迅速地被推到肯普夫先生的地位上。负责德庆真理圣经学校的教育委员会选我为下一年的“校长”（在肯普夫先生休假期间）……我也是新当选的传教团财务主管、以及几个董事会的副主席等等。就职责而言，这是令人惊叹的身份。
华南（约老会）教务评议会于1935年12月9日至11日在德庆召开年会，由欧内斯特·C. 米契尔牧师主持。这是包义森先生在中国的第一次教务评议会会议，他关于此次会议写下了一篇有趣的报道，我们从中引述一些内容：
就我们宗派的一些形式来说，那东方的启应的祈祷文与西方的并无不同。教派的基督教的一些模式必须很大程度上像原来的那样把类型复制在这教务评议会上。崇拜的方式是相似的。罗伯特的《程序规则》规范了讨论。虽然语言不同，但内容与那美国的教务评议会是完全相同的。我几乎没意识到有个（地球）半球把我和我自己的土地和人民隔开了……
这教务评议会确实面临一些比西方教会执法机构更早期的问题……中国的教务评议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如何把薄弱的群组向区会地位提升。一个区会，按教务评议会设定的标准，是任何不少于十位成员的群组，有至少一位长老，有固定的会堂聚会、安息日礼拜仪式和每年两次圣餐。尚未达到这些要求的教会的群组现在被允许有一名代表进入教务评议会。他们可以发言但不能投票。今年，经过一番争议后，通过了一项决议，为这些未确定的区会制定了五年的观察期。如果，五年后，这些薄弱的传道站仍然不能达到作为区会的资质，它们将不再在教务评议会里有代表。此后它们将被视为在教务评议会管辖下的传道站，而不作为教务评议会的成员。
当与美国的教务评议会相比时，所有差异最不可思议的，是由外国的领导人员在中国的教务评论会上担任重要角色。试想一个德国或日本的教牧人员被任命为我们的美国宗教会议主席！中国教务评议会把要职和行政责任交托给传教士们，而选他们的华人同工去担任较低的职务。这样的威信使我们很尴尬。它其中有多少是健康的声望？
然而，在我刚才描述的会议上，既没有外国的帝国主义作为也没有中国的卑屈。必须承认，传教士们行使的权力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尽管如此，相当愉快的合作气氛在所有的讨论和计划中流动。
（陈世汝翻译于爱丽丝·伊丽莎白·罗布的著作《开门》）
